但北大、清华分配招生指标,大诗人王维当时是在京兆府参加应试的

但北大、清华分配招生指标,大诗人王维当时是在京兆府参加应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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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科举被称
为”贡举”,其中”贡”指”乡贡”,”举”为”岁举”。乡贡是州县一级的考试,只有在乡贡考试中成绩合格的才能参加岁举。岁举则为选拔官员的考试,也就是通过岁举的考生就拥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岁举大致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6科,其中进士考试常被人们看重,通过了便是”及第”了。

54分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差距,使山东籍孩子张鲁博及其家人铤而走险,冒名顶替贵州籍考生参加大学招生。这一事件也引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张鲁博现象”是不是个案?(11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成于唐,大备于宋,僵化于明,废于晚清。唐朝的乡贡会按照地理位置将指标分配到州府,但并非平均分配,全国各地差异甚大。其中京都的名额最多,偏远地区的则最少。古代学子要想参加参加科举考试,可在本籍与寄籍中选择作为考试地点,不得越籍考试。不过有些士子,假冒省籍参加考试,这种作法叫”冒籍”,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高考移民”。

目前,由于各地教育发展程度不同、教学水平不同,每所大学对各个地方学生的录取标准也有所不同。正是因为各省区市招生指标的不均衡,表现为各省区市本科录取线和重点线的巨大差异,因此造成了今天我们所频繁遭遇的“高考移民”问题———即在一个教育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接受学习,却在另一个录取分数低的省份参加考试,以获得录取的优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高考移民”无非是享受到当地人的市民权利带来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利益。一个地方的户籍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因为附着了许多其他的权利和利益,那不管法律允许不允许,在事实上都会有权利的交易。外地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人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

在唐朝时期开始出现了高考移民,甚至连大诗人王维、白居易都其中的一员。大诗人王维当时是在京兆府参加应试的,而并不是在其本贯蒲州,这就是冒籍取解行为。据说是因为王维善弹琵琶曲,深得某公主心,从而得到公主的帮助得到京兆府的解头。

就以教育部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的2003年为例,当年北京市的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2002-2003学年的毛入学率仅为8.64%。同样以2003年为例,北京市共有9万考生,但北大、清华分配招生指标,81个考生中就有一个上北大、清华;而50万考生的河南仅168个招生指标,2976人才有一个上北大、清华。由此可见,一些全国重点大学每每在关键时刻就忘却了自己是由全国人民共同建设的这个前提,“适时”地变身成为所在地的“地方大学”,这也是造成“高考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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